昭通举办“我们的节日·中秋”“书香昭通·经典诵读”活动

第一是偶然的历史因素。

卜人曰：筮短龟长，不如从长。自《易传》出，开始有不占之说，义理逐渐突出，于是有两种不同读法。

(二)筮 筮和卜不同，不是以动物为媒介，而是以植物为媒介，或结草为占，或折竹为占，或用其他竹木小棍代替之。(二)第二块是《系辞》和《衷》。《易经》，古本出土，年代最早，目前是上博楚简《周易》，和今本相当接近，但没有发现《易传》。《系辞》，篇题在篇尾，残泐，不分上下篇，包括今本《系辞上》1－15、17－20章和今本《系辞下》1－8、11和18章，[]缺今本《系辞上》16章(大衍之数章)和今本《系辞下》9、10、12－17章。汉人为什么说孔子作《易传》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它有很多子曰。

《尚书》是古代史，《春秋》是当代史。现在研究前《周易》时代，最受关注是数字卦。这是十分严重的宗教迫害。

大量基层儒生同样是通过这些神灵崇拜和宗教，理解、信服儒家价值的。总结一下，孔子总结古典文明为六经之文，其中有礼乐之文。儒家士大夫以文相会，以友辅仁，习得礼乐之文，从而于自己身心养成人文。  一个文教，多种宗教 儒家是文教而非宗教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宗教，也不意味着儒生没有宗教生活。

对此，《论语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多有记载。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。

然而，何为君子？君子与小人之别何在？《论语》对此有很多讨论。简而言之，君子区别于小人者，就在于其文，人之文。《公冶长篇》夫子自道： 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。他们研习五经或者四书，也完全按照儒家之理念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

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、颂各得其所。儒家士大夫治理社会，并不完全依靠暴力，而较为信赖教化。最为普通、甚至潦倒的儒生，在基层社会广泛设立教育机构，比如明清时代之私塾。在这个团体中，孔子因材施教，训练弟子。

儒家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，但这种特殊地位并未妨碍各宗教之传播。经之文也随之不断扩大：汉代有五经，实际上，因经义不同，博士就立十几家。

他们相信孔子的话：先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而后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。《颜渊篇》： 曾子曰：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

最著名的例子是佛教之中国化。儒家虽然通过政教广泛渗透于社会各角落，塑造各种制度，支配人的生命、生活，但各种宗教也在广泛传播，影响人的精神生活、甚至社会关系。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它们也在传播儒家价值。但这些儒生当然有宗教性生活之需求。因此可以说，基层民众，包括基层儒生，其文化身份，首先是某种宗教的信徒，比如祖先崇拜者，民间神灵崇拜者，或者佛教徒。

《雍也篇》： 子曰：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在孔门，没有神秘的启示，儒生之成就就是通过学。

钟鼓干戚，所以和安乐也。这样，至少在社会治理层面上，在政治功能层面上，各种宗教可以大体上相安无事，形成宗教共存的宽容格局。

只有思的能力极为强大之大儒、通儒，可以借儒家之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学安顿身心。相反，儒家与佛教的冲突，与神灵无关。

这是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之治理主体，同时承担政与教之责任。因此，汉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实为政教：以政兴教，以教为政。然，孔子生而知之者为何？不是具体的知识，而是学之自觉，知学。越到后世，比如宋明，这种文越多，其在推明治道、养成君子方面的作用也越大。

由此，在国家精神生活的场域中，儒家因为是文教，故无所不在。并且，普通中国人经常是借由这些神灵、宗教而接受、信服儒家价值的。

政教是中国之教的骨干。魏晋以来，在经传之外有疏。

经由这样的规范化，复杂而多样的神灵崇拜可以更为有效地发挥教化作用。虎豹之鞟，犹犬羊之鞟。

但因为儒家是文教，追求优良治理秩序，而神灵崇拜、宗教可以深刻地影响人心进而影响社会秩序，所以，儒家也不可能不对其施加压力。约之以礼的礼就在文中，循礼而行，则有忠、信之德。礼乐规范所有人在一切场合之行为， 孔子以文教弟子。孟子据此提出：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

孔门合群之纽带就是文，孔子以文吸引四方青年入门同学。孔子之后，儒家极大地扩大了文与教之范围。

对于鬼神，孔子只是敬、祷、祭而已。至于更为重要的儒者，则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社会政治权威，在基层社会创立各种制度，以为教化民众之设施。

故君子以为文，而百姓以为神。中国过去两千年间广泛传播之各种神灵崇拜和宗教，均经历过儒家化过程。